腐败发生在日本防卫厅

9月3日上午，东京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部（下称“特搜部”）的60名官员分乘两辆面包车进入位于东京港区赤坂的防卫厅，对该厅的核心部门军需品采购实施总部以及官房长办公室、装备局长办公室强行进行搜查。9月14日又对防卫厅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搜查。在此期间，“特搜部”以渎职罪嫌疑先后逮捕了防卫厅采购实施总部前部长诸富增夫和前副部长上野宪一以及NEC公司前专务理事永利植美等9人。10月6日，“特搜部”又出动40人对防卫厅进行第3次搜查，并逮捕了“东洋通信机”公司现任社长岛山博明等4人，再次逮捕了已被起诉的诸富增夫等5人。东京地方检察厅这一不同寻常的举动表明，日本防卫厅长期以来在军事机密掩护下与企业勾结的腐败体制导致的渎职事件不仅根深蒂固，后果也很严重。

由于防卫厅内部人员的检举和会计检察院的督促，防卫厅采购实施总部1994年2月在对以制造无线电通信设备为主的“东洋通信机”公司进行“特别调查”时发现，这家公司在向防卫厅出售敌我飞机识别装置时，虚报成本，提高售价，在386亿日元的合同额中，至少有30亿日元是“水分”。1995年5月在对“尼光电子”公司进行“特别调查”时又发现，该公司在向防卫厅提供防窃听密码变换器时，采取同样的手法多收货款，在102亿的合同额中，虚报了20亿日元。防卫厅采购总部通过“特别调查”还发现炮弹制造厂家“日本工机”和降落伞制造厂家“藤仓航装”也有同样冒领费用行为。然而，防卫厅采购总部在处理这一事件时不仅要求部下“严守机密”、“内部处理”，而且对不同的企业采取了不同处理方式。“日本工机”和“藤仓航装”被迫一次性如数退还了多收的货款，而对“东洋通信机”和“尼光电子”两家公司，却以“交际费”、“广告宣传费”甚至延长适用时间，将在此之前用于其他项目的费用也列入向防卫厅提供的有关设备制造成本。当时在任的采购实施总部部长诸富增夫和副部长上野宪一还一再强调“要从政策高度”对待这两家公司的问题。结果，“东洋通信机”公司应退的30亿日元压缩到8亿7000万日元，“尼光电子”应退的20亿日元减为2亿9000万日元，从而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失。诸富和上野为何如此“特别优待”这两家企业？

原来“尼光电子”公司和“东洋通信机”公司都是NEC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以制造军用产品为主的子公司。作为当今日本有代表性大型企业的NEC，不仅是日本最大的半导体和电子计算机厂家，在日本军工产业界的影响也在日益扩大。1997年度NEC与防卫厅签订的军工产品合同额达746亿日元，在有资格为防卫厅提供产品的近2500家企业中，NEC仅次于三菱重工、川崎重工、三菱电机，居第4位。近年来，随着电子产品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NEC不断加大对防卫厅的推销攻势。NEC不仅设有专门向政府机构推销产品的“官厅营业部”，还设有“防卫事业推进室”，形成了以专务理事为总指挥、事业部和营业部双管齐下的争夺军用品订货的体制，而防卫厅采购实施总部正是他们捕捉的最主要目标。东京地方检察厅经过1年的内部侦察已基本查明，这次防卫厅有意为NEC两家子公司应退货款进行减额，正是防卫厅采购实施总部和NEC公司相互勾结，有组织有目的地精心策划的结果。

日本为培育和发展军工产业，防卫厅所需的军需品原则上在国内采购。由于军需品的特殊性，只能由特定的厂家生产，而大部分军需品又不能上市销售，无法形成市场，因此，军用品的采购不仅不能实行投标竞争，也无市场价格。在此情况下，日本防卫厅每年高达13000多亿的军需采购预算额中，有86％实行“随意合同”制，对多数军需品定价采取“成本计算方式”。所谓“成本计算方式”，就是在材料、运输、劳务等费用的基础上，再乘以一定的“经费率”计算出厂家应得的利润。

军需品成本的计算看似简单，实际非常复杂，不仅需要丰富的实际经验，更需高度的专业知识，但拥有25万多人的日本防卫厅恰恰缺乏这方面的专门人才。所以，军用品的采购实际上是防卫厅采购总部少数人的特权。“经费率”不仅是防卫厅对军工企业控制的主要手段，也是左右企业收益的关键。“经费率”没有固定的标准，防卫厅负责官员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向任意操作，这就是所谓“裁量权”。“经费率”若增加一个百分点，企业的收益就会成亿地增加。正因为如此，企业的营销人员都把与采购实施总部官员的交往看作是向公司请功的资本。采购实施总部虽也常派人到合同企业“驻厂”监督，但他们往往一到工厂就被作为“贵宾”供奉起来，很难掌握工厂生产的真实情况。日本防卫部门在军需品采购上存在的这种体制上的缺陷，正是导致防卫厅滋生腐败的温床。

日本的生活用品之贵早已闻名世界，而军用品价格之高，更是令人惊奇。对此，日本舆论虽有诸多议论，但面对“军事机密”也无能为力。然而，作为防卫部门虽然明知其中有“鬼”，但一向听之任之，这里确实另有蹊跷。

同世界上多数国家一样，日本有关军事人员不仅有严格的退职年限，而且要比其他人员退职早。如何安排他们“下凡”民间企业再就业，确保他们退职后的生活，是日本防卫厅面临的最大难题。防卫厅与企业接触的渠道不多，而拥有军需品采购权能与企业打交道的采购实施总部也就成了防卫厅对外联络的主要窗口，负责开拓“下凡”岗位的“特殊任务”。日本军工产业界早就流行这样一种说法：“每接受1名防卫人员‘下凡’，就能得到11亿日元的订货保证”，而“每售1辆坦克就必须接受1名防卫人员‘下凡’”。尽管防卫厅说，安排防卫人员再就业，可是让他们带着在防卫厅时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到企业发挥作用，而以“顾问”、“嘱托”等身份到企业再就业的防卫厅退职人员，往往没有干与所领工资相适应的工作，多数人由企业养了起来。企业的想法也简单：“羊毛出在羊身上”，所需费用都或明或暗地加到产品的价格上了。

正因为采购实施总部在安排防卫厅退职人员“下凡”民间企业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所以，防卫厅对采购实施总部的渎职行为一向采取庇护态度。去年9月，采购实施总部无视法规，以不正当手段对NEC子公司退款大幅度进行减额的渎职行为被报界披露后，当时在任的防卫厅长官不仅不正面回答在野党在国会的质询，防卫厅内甚至还有组织有领导地隐匿和销毁证据。曾在警察厅任过搜查课长的现任采购实施总部副部长明知这样做后果严重，但仍亲自起草上诉书公然反对东京地方检察厅对前任的渎职行为进行侦察，并三度指挥部下转移，隐藏甚至销毁证据。

“东洋通信机”公司和“尼光电子”公司虚设成本谋取暴利的不正当行为既为诸富增夫和上野宪一要求这两家公司增加“下凡”岗位提供了借口，也为他们自己谋取私利创造了机会。

上野与诸富同龄，他虽先于诸富两年进入防卫厅，但由于诸富毕业于正规大学，并以高级国家公务员考试合格的身份进入防卫厅，而上野只是防卫大学校（相当于大专）的一名普通毕业生，作为技术官员被防卫厅录用的，因此，在防卫厅内，诸富官级的晋升一直快于上野。但这种差距并不代表他俩在采购实施总部的地位和实力。上野在33年的国家公务员生涯中，绝大部分时间从事武器等军事用品的采购，在防卫厅，他不仅赢得了军事用品“活字典”之称，而且也是防卫厅少有的军需品成本计算专家。随着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的权力的扩大，上野同日本军工产业界的勾结也日益加深。早在采购实施总部任总务课长期间，他就利用权力排除异己，形成了说一不二的独霸天下。

诸富沿着职业官僚的路子于1993年6月来到采购实施总部当部长。起初，诸富确有对采购总部进行改革的抱负，并从上野手中收回了军需合同的决定权，以制约上野的独断专行。然而，诸富虽有权力但缺乏关键作用的业务知识，在采购实施总部内，如果不听从上野的，他就玩不转。另一方面，从今后的人生设计考虑，诸富的权力对上野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尽管双方内心互有不服，但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却又互有需要。“东洋通信机”公司东窗事发后，诸富虽曾表示要严加查处，但在同上野商量后又觉得，如此重大事态自己却未能及时发现，若被上级察觉，必被追究责任受到处分。为此，诸富不顾部下反对，再三指示上野一再压缩退款额度，并要求部下“不必查得太严”，要“彻底保密”。但在与NEC专务理事交涉这两家公司退款额度的最后阶段，诸富指示上野，要促使NEC逼“东洋通信机”和“尼光电子”增加接受防卫厅“下凡”人员的岗位，并安排他们退职后的出路。NEC虽然拒绝了上野希望到该公司任董事的要求，但不得不通过几个子公司落实了他退职“下凡”的岗位。上野1995年6月退职到去年年底，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内，就以各种名义获得了4000多万日元的“收入”。诸富退职后不仅当了“防卫装备协会”理事长，还是一家人寿保险公司和大型建筑公司的顾问。